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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开2017读书征文】我国开放大学体系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战略发展及思考
国家开放大学 侯松岩 (发布日期:2018-4-27) 浏览次数:870

编者按:以“贯彻十九大,国开在行动”为主题的国家开放大学2017年读书征文活动日前结束。活动共收到23个部门的174篇征文,其中62篇征文获奖。这些征文结合十九大精神,围绕学校中心工作,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育信息化、学分银行建设、学科与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培养、学科研究、精准扶贫、国际合作与交流等多个视角,思考国家开放大学的发展,为国家开放大学建设贡献智慧。本网陆续选登其中的部分优秀获奖文章,以飨读者。

一、我国开放大学体系内的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基本模式

追随英国开放大学的脚步,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建立起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及其分支机构,经过近40年的发展,时至今日的国家开放大学办学系统已经发展成为了世界上较有历史沉淀的几所单一模式的开放大学之一,从而也建立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大学体系。而伴随其产生并发展的国际合作与交流经过多年的积累,形成了固定的几种模式,概括如下:

第一,学者交流

“走出去、引进来”目前依然是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的一个重要途径。“走出去”是指赴国外某一所开放大学进行短期的学术交流或者一段时间里在某所大学的某一院系从事学术研究活动。“引进来”则是聘用和邀请国外具有影响力的专家进入我国的开放大学,直接介入学科、教材建设工作,或与教师学生开展远程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深入探讨(李亚婉,2011)。

我国开放大学开展国家交流与合作一直坚持“走出去、引进来”的政策。一方面,国家开放大学及其分部自筹资金争取每年派出骨干教师赴国外开放大学或传统大学进行短期学术交流和访问,以期能够提升业务素质,并将所学知识回国后应用到本校开放教育实践中;另一方面,作为系统的引领者——国家开放大学与相关部门开展合作项目,为教职员工创造出国进修的机会,例如由中英奖学金基金会(the Sino-British Fellowship Trust)、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ChinaScholarship Council)和国家开放大学共同实施、支持系统内教师出国研修的“中英奖学金项目”,截止到2016年,项目组已经派出80多名访问学者,其中五分之二来自国家开放大学,其余五分之三来自全国分部,特别是中西部的广播电视大学(国家开放大学,2016)。除此之外,亚洲开放大学协会(AAOU)提供的学者交流项目也为国家开放大学和系统内老师提供了出国交流和访问的机会。

与派员赴国外短期访问相反,我国开放大学体系内有些分部采取邀请国外远程教育专家来校集中讲座的方式,加强本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这种交流方式一般所需时间短、成本低、受益面广。正因如此,有些院校能够做到定期举办此类的交流合作。例如,天津电大曾在2009年邀请三位英国开放大学专家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培训,西安电大曾多次邀请英国开放大学专家赴陕西进行专题培训等。

第二,课程资源合作

课程资源方面的合作是我国开放大学系统内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更深一步的表现之一,国家开放大学总部与地方开大、电大在此方面一直在进行积极的尝试和探索。20065月,在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的支持下,国家开放大学与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合作成立了全球第一所、也是目前唯一一所基于互联网开展远程汉语教学的孔子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孔子学院,中美双方合作为美国虚拟高中开发设计汉语课程,经过几年的发展,该孔子学院不仅获得孔子学院总部的各种奖项,还被评为全球最有活力的孔子学院之一。2008年,国家开放大学首次与英国开放大学开展课程资源方面合作的探索,双方经过大量的协商和调研,共同开发了一套适合中国远程教育从业人员需求的在线培训课程,分别是《在线辅导》(Tutoring Online)、《学生支持服务》(Student Support)和《课程设计》(Course Design),截止到2017年,该项目的培训已经覆盖包括国家开放大学办学体系、普通高校网院、公共服务系统和企业在内的许多机构。

除了国家开放大学外,一些地方开放大学和广播电视大学也在利用地缘优势、特色专业和民族特点,积极开展与国外开放大学之间的课程资源的合作。例如,云南开放大学和泰国苏可泰开放大学共同开设了应用泰语和旅游泰语专业课程,与老挝共同开展了汉语教学和专业教学的课程学习,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了职业教育证书培训等。吉林延边电大与韩国机构合作,为满足韩语爱好者的需求,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和教学手段开展韩语语言培训,同时开通了韩语学习网站(李亚婉,2011)。

第三,学术研究

在我国,政府对开放大学研究职能的重视远不及对传统高校研究职能的重视。纵观世界范围内的开放大学,研究与教学基本上是并重的(侯松岩,2017)。欣慰的是,我国的开放大学克服重重困难,积极开展研究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上海开放大学早在2011年就成立了国际教育研究院,专门从事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的研究(上海开放大学,2016)。除此之外,由于国际远程教育组织和地区协会是促进远程教育学术交流和研究的主要力量,国内很多开放大学积极参加国际会议,加入到最前沿的开放教育问题研究与讨论中,如国际开放与远程教育协会(ICDE),成立于1938年,到2017年已经召开了27届年会,我国有4所开放大学和广播电视大学是其会员单位(icde, 2017 );亚洲开放大学协会(AAOU),成立于1987年,几乎每年举办一次区域性会议,我国有将近10所开放大学和广播电视大学是其会员单位(aaou, 2016);此外还有美国远程教育协会、澳大利亚远程教育协会、巴西远程教育协会等,都是国内开放大学与国际同行就某一特定研究课题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的国际平台。

二、我国开放大学体系内国际合作与交流的难点分析

2010年,我国政府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其中第十六章明确规定了扩大教育开放的几种方式,包括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扩大政府间学历学位互认等。为此,我国的高等教育包括开放教育一直致力于本领域的国际化发展。2015年,“一带一路”国家级顶层战略构想提出,这标志着我国将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这也为深入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提高教育质量提供了重大战略机遇。由于国内政策和国际环境的影响,我国开放教育的国际合作不再局限于国内的开放大学走出去寻找机会交流和学习,而一些国外院校也主动来国内寻求与开放大学的中外合作办学。如何结合中外合作办学在这一机遇中寻求发展,是当前摆在我国开放大学及其体系面前发展国际合作与交流的一个重要问题(王新焰,2015)。

结合我国开放大学及其体系过去几年围绕开放教育对中外合作办学的探索,本分归纳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难点。

  1. 难以突破的政策壁垒

我国开放大学与国外大学进行深入合作方面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政策壁垒。2001年我国成为世贸组织(WTO)成员,这对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进一步与世界接轨来说是一件大好事,也是人们期待了多年的梦想。WTO将服务贸易分为12大类,教育服务贸易是其中的一个大部分,共分4种方式,分别是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发达国家的教育资源和教育产业水平较高,在国际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再加上很多发达国家人口出生率下降,教育资源相对过剩,因此,这些国家基本上全面开放了教育市场。而我国还属于发展中国家,无论是教育水平还是教育资源方面,其竞争力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另外,还要积极保护自己的民族教育服务业(程晋宽,2008),所以,我国对教育服务贸易方式并没有做出全面开放的承诺,其中对跨境交付的教育服务未做承诺。而跨境交付就是指一个成员方在其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方境内的消费者提供的服务,如通过网络教育、函授教育等形式提供教育服务(李闻天,王杰红,2002)。这就意味着,不论是国外的开放大学在我国招生,还是我国的学生通过远程方式学习国外的学历教育,均得不到我国政府的许可。举例来说,我国的一名学生,通过网络的方式学习英国开放大学的硕士学位课程,其毕业后获得的学位证书不被我国政府认可,这就意味着,我国的雇主不认可这个学历文凭,因而,学生无法凭借该证书找到相应的工作。由于我国开放教育目前只能提供最高至本科阶段的学历教育,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生希望通过开放教育的形式接受本科阶段以上的国内或国外教育,因此,开放大学也希望与国外进行学历教育的合作,尤其是在硕士或者更高层面的合作。在现阶段,无论是学生个人还是开放大学本身均不能逾越政策的限制。

第二,学制差异大

前面提到,我国的开放大学及其体系都在尝试从国外开放大学引进资源,进行课程方面的合作。然而在课程合作方面所面临的一个最大难题就是学制长短不一、学分转换难以匹配。以英国开放大学为例,其开放专业由不同的课程组成,每个课程的长度不等,包括10学分、15学分、30学分和60学分。而一般来说,学历课程的必修课都是由30学分和60学分的课程模块组成。每个学分相当于10个学时,那么,一个60学分的课程就需要学习600个学时,这600个学时包含了学生从拿到书本资料的那一刻开始到参加考试提交完试卷的那一刻所有的学习活动所需要的时间。学生每周的学习时间大约是16-20学时(Open University UK, 2016)。这个学时和学分是与英国的传统高校一样的,能够与传统高校之间进行顺利转换,也是遵照了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署(QAA)要求设计的。我国开放教育的专业也是由不同的课程构成,每个课程的长度有2学分、3学分、4学分或者6学分。相同的课程在不同的大学里学分价值有可能不尽相同,而学校所列出的学时通常是每门课程辅导老师带领学习的时间,而非学生的学习时间。

因此,我国的开放大学在引进国外课程时,要充分考量中外双方的学制,包括学生学习量、学习时长、学分,以此为基础来匹配课程资源,这样才能够恰当地匹配双方的学制。

  1. 中外教育产品价格差距大

一般来说,在英联邦体系内,开放教育的学生按照课程模块来缴费,学生不必每年缴纳一定的学费,也不必提前支付整个文凭或者学位的学费。比如,在英国开放大学,如果学生兼职学习一个学士学位,需要6年完成,每年完成一个60学分的课程,那么,该生只要每年缴纳这60学分课程的学费,大约2800英镑即可。而在澳大利亚,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的时候,可以延期缴纳学费,直到他们的工作收入达到一定的平衡点之后,会自动从他们的税收里扣除学费的部分(Wikipedia, 2016)。在我国,无论是开放大学总部还是地方开放大学或其他分部,在缴纳费用方面与国外有所不同。例如,在上海开放大学,实行按照每学期学生实际所完成的学分来缴纳学费,以行政管理专业为例,每个学分是120元,一个学生一学期大约能完成12个学分,那么,该生本学期应该缴纳1440元。

前面分析了中外开放教育缴纳学费的方式不同,同时也不难看出,学费的标准差异很大。英国开放大学一个60学分的课程学习一年所缴纳的学费折合成人民币大约是26600元,我国的开放大学体系,一年的学费大约在3000-5000元之间,这个价格还是针对中国的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等地,而在我国的中西部,价格还要更低一些。

经过对比不难发现,在引进国外的课程资源时,价格的匹配存在很大的难度,如何处理费用上的问题,也是我国开放教育在寻求国际合作时需要多加思考并予以解决的。

  1. 语言的限制

我国的开放大学及其体系在探讨中外合作办学的过程中,除了上述提到的一些难点以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障碍,那就是语言的限制。事实上,只要是与国外院校合作,就存在语言问题,包括英语、日语、韩语等。众所周知,我国的开放教育所针对的学生群体大部分是在职成年人,包括边远地区的人群,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起点相对通过高考进入普通高校就读的学生群体水平略低。因而,在面对全外文的课程体系和课程教学环境,必然要存在一定的阅读和理解障碍。开放大学在引进国外课程资源或与国外机构合作的时候,需要考虑课程资源的语言。一种方式是,在引进课程资源后,可以采用汉化的手段,将外文全部翻译成中文,在这个过程中,会加长项目的筹备时间,并且翻译的过程不仅是汉化,还是本土化过程;另一种方式是设置语言门槛,进行语言水平测试,达标者入学,不达标者不予录取,这种方式又与开放教育助力教育公平的宗旨有所违背。这也是我国开放大学及其分部在与国外开放大学合作过程中遇到的难以解决的障碍之一。

三、我国开放大学体系国际合作与交流战略发展的几点思考建议

由于政策的限制以及诸多中外差异,我国开放教育的国际合作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同时,学术界对于开放教育的国际合作与交流的研究少之又少。笔者以“开放大学的国际合作”作为关键词在知网上进行搜索,居然没有查找到一篇文献。这也是我国开放教育开展国际合作比较艰难的一个佐证。然而,为了深入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教育部于2016年颁布的《关于办好开放大学的意见》中又再次重申,将“借鉴国际先进做法,努力提升开放大学办学水平”作为一个基本原则。刚刚闭幕的十九大上,“办好网络教育”已经被明确地写进了《十九大报告》。国家的大环境已经为开放大学及其体系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空间,为此,根据前文的难点分析,笔者结合具体的工作实践相应提出几点建议,供开放大学及体系内的领导者思考。

  1. 国家开放大学应引领我国开放大学体系国际合作的发展

众所周知,我国的开放大学体系由总部和45家分部组成,其中分部包括5所地方开放大学和38所广播电视大学。笔者对各个分部的机构设置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调研,结论显示,在1+5+38的体系内,有4个单位独立设置了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或国际交流学院;有6个单位将国际合作与交流业务挂靠在本校的其他部门,如校办、人事处、党办、科研处等;而其余的35个单位则没有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的部门甚至是业务设置。具体情况,如下图所示:

也就是说,在我国的开放大学体系内,高达78%的单位没有国际合作与交流部门设置或者业务安排。这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开放大学体系内整体的国际合作与交流能力比较弱,而另一方面在国内外环境利好的情况下,要提升或改善当前的局面,必须由总部进行引领,才能使我国的开放大学在整体上提升国际合作与交流的业务素质和能力。

在总部引领方面,国家开放大学一直走在前列,比如之前提到的中英奖学金项目。自从2013年以来,国家开放大学积极向国家教育部和有关部委申请,以期定期为体系内的管理人员和教师提供出国研修或培训的机会。除此之外,国家开放大学可以每年定期邀请国外专家学者到国内讲学,组织体系内的教职员工参加,进而循序渐进地提升整个体系的国际合作与交流能力和水平。

  1. 转变、提升理念

要想真正地做好开放大学体系内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重中之重是要转变长期以来教职员工的固定思维模式。多年以来,不仅是在国开体系内,在我国的一些高校中也普遍存在着一些落后的观念,例如,从个人的角度来说,选派出国访学或者进修是一种福利待遇,或者在学校内论资排辈,应该轮流出国学习交流;从学校的层面来讲,举办一场大型的国际会议或者国际论坛是学校实力的表现;与众多国外高校签署若干无法落实的合作备忘录等。这些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实际上流于表面形式,并不是“有效的”国际合作与交流,这既造成了学校本身的人力、物力等的资源浪费,也会引起国外同行不必要的争议,从而为学校乃至我国的开放教育带来不良影响。

有效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先进理念是,对于个人来说,选拔在某一领域有造诣的教师或者研究人员,派往确实值得我们学习的国外开放大学,在学成后,将其科研成果转化到实践教学或管理当中,并能够定期互访提升。这不仅需要有效的合作交流机制,还需要有效的管理机制;对于校际间的合作来说,首先要对合作伙伴进行遴选,与任何一所国外大学的合作都要基于国内现有的教育市场和需求,在充分的市场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细分市场需求,锁定高水平、价格合理的国外院校,共同设计能够满足社会实际需求的、具有国际水准的教育项目。

  1. 寻求政策支持,试点探索开放教育的中外合作办学

关于我国开放大学及其体系推进国际合作与交流,不需要更多的探讨是否要推进的问题,而是要讨论如何推进。在国际上,很多开放大学不仅能够授予学士学位,还能够授予硕士学位甚至是博士学位,比如,英国开放大学、加拿大阿萨巴斯卡大学、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开放大学等。开放教育在世界其他国家并不是“另类教育”,开放教育本身有能力实施硕博层面高层次的教育。在我国,开放大学作为成人高校,仅能够提供专科阶段和少量的本科阶段的学历。然而,我国开放大学系统的学生来自不同的工作岗位,学习目的也不尽相同,有的是为了提高学历层次,有的是因工作需要更新、拓展知识。对于那些希望进一步提高学历层次、增进知识的群体,目前我国开放大学体系所能够提供的学历教育显然不能适应市场需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意识的提高,这种供需矛盾将会越来越突出,这不仅会造成开放大学体系生源的流失,也会为开放教育的质量、品牌带来更多的不信任,因此,这是我国开放大学体系需要尽早面对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这方面,国外的很多开放大学有着比较成熟的经验,为了避免走弯路,我们可以借鉴别国开放大学的经验。中外双方可先行采取合作提供硕士学位课程的方式先期进行试点,待条件成熟后,我国的开放大学再颁发自己独立的硕士学位。为此,开放大学首先需要探索政策的支持并突破政策的限制。一方面,在我国开放大学尚未取得硕士学位授予权时,在不违背WTO规定的同时,可以采用试点项目的办法颁发国外开放大学硕士学位证书,这需要取得政府部门的项目试点批复;另一方面,争取用一段时间,申请我国开放大学独立的硕士学位授予权,从而逐步满足我国成人教育领域对高层次学历学位的需求。

四、结束语

我国开放大学体系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早已不是新出现的概念,很多专家和学者在各种场合也都表达过开放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发展在当前背景下是必要的。然而,不论是我国开放大学的总部还是体系内的分部,其所实施的任何国际间的项目都要以教师和学生群体的需求为中心。2016年,我国开放大学体系内的教职员工有8万多人,学生人数达到了340万人之多(国家开放大学,2016),如何利用国际间的合作为教师和学生们提供更好的、更符合需求的教育产品是我国开放大学体系亟需考虑的核心问题。首先,作为我国开放大学体系的总部,需要统筹各地分部,做好教师群体和学生群体的市场细分,将其需求归类,遴选出需要国际合作与交流项目支持的需求,做到有的放矢。其次,面对我国庞大的教育市场,国外的教育机构纷纷向我国寻求合作,这其中涉及到的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还有很多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因素,因此需要特别认真和谨慎遴选。

由于国家开放大学建立的历史比较早,又是在邓小平的倡导下参照了英国开放大学的模式,因此,相比较中国其他的分部,更具有国际合作的优势,能够接触到更多优质的国际资源,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比如,国家开放大学连续两届担任ICDE的执委,曾经是AAOU秘书处所在地等。曾天山指出,在实现“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过程中,要与沿线国家合作开展在线教育,要充分利用国家开放大学平台,发挥高校网络学院作用,为沿线国家创办虚拟大学,提供便捷廉价的网络教育。鉴于此,国家开放大学可以积极发挥优势作用,统筹安排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项目和资源,定期举办国际合作方面的培训和讲座,以此带动我国整个开放大学体系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发展(曾天山,2015)。

主要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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