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书治要》是唐朝初年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人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从前人著述中辑录精华以资辅政，为唐太宗偃武修文、治国安邦，创建“贞观之治”提供思想理论基础的匡政巨著。是一部汇集中国古代经、史、子书精华，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和基本精神的经典之作。《群书治要》选材于儒家诸经、前五史和诸子百家，时间跨度从五帝时期一直到晋朝，内容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魏徵等编撰者用了数年的功夫，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于贞观五年编辑成书。共计五十卷，收录典籍六十六种，约五十余万言。

《群书治要》成书之后，由魏徵作序并上呈唐太宗，正如魏徵在序言中所说，这部书“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唐太宗读到此书后，曾两次在诏书中谈及此书。他在《答魏徵上<群书治要>手诏》中说：“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观所撰书，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在贞观九年的时候，太宗又再次谈到他读《群书治要》这部书的感受说：“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新唐书·萧德言传》记载，《群书治要》编成后，唐太宗曾对编撰者之一的弘文馆学士萧德言以丰厚的赏赐。根据宋王应麟所撰《玉海》引《集贤注记》记载：“天宝十三载十月，敕院内别写《群书政要》，刊出所引《道徳经》文。先是，院中进魏文正所撰《群书政要》。上览之，称善，令写十数本分赐太子以下。”李蘩《邺侯家传》里也记载唐僖宗曾问大臣李泌说：“朕欲知有古政理之要，而史籍广博，卒难寻究，读何而可？”回答说：“昔魏徵为太子略群书之言理道者。撰成五十卷。谓之《群书理要》。”可见《群书治要》在唐朝君臣中的影响。

唐朝灭亡后，《群书治要》随之毁灭于战火之中。自《宋史》以后不见记载。幸好，唐时日本的遣唐使曾将此书抄回日本，上呈日本天皇，方使此书得以流传于世。直到今天，日本宫内厅还保存着“金泽文库”中的《群书治要》手抄本，为镰仓时代日本僧人手抄。这部手抄的《群书治要》后来归德川家康所有，德川家康得到此书后，曾于公元1616年（日本元和二年）正月命令用活字排印，半年后，《群书治要》印成五十一部，每部四十七册。因数量稀少，流传不广。这就是日本元和二年铜活字本。此时，《群书治要》已缺失卷四、卷十三和卷二十，残存四十七卷。公元1781年，尾张藩主家的大纳言宗睦，感慨于《群书治要》这样一部经典好书，却未能流布，便从枫山官库中借得原“金泽文库”中的《群书治要》手抄本重新校刊。六年后重印本告成，分赠诸藩主和各位亲臣。这就是今天流传于世的天明本《群书治要》。

天明本《群书治要》问世十年后，公元1796年，尾张藩主得知《群书治要》在中国已经失传，便以五部移送当时掌管长崎海关的近藤重藏，托他转送中国。近藤氏以一部存长崎圣堂，一部赠诹访社，三部赠唐商馆，托中国商人携回本土。因此，最初进入中国的天明本《群书治要》仅三部。根据文献学家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的记载，此书原装本应该是二十五册，横十八点二厘米，纵三十一厘米。清嘉庆七年，鲍廷博编撰《知不足斋丛书》，其在《孝经郑注序》中提到了《群书治要》：“此书久佚，仅见日本天明刻本”，由此可知，天明本《群书治要》当时已经在中国藏书家之间流传。稍后，阮元编辑《宛委别藏》，将《群书治要》编入其中。后来，《连筠簃丛书》《粤雅堂丛书（三编）》等都从《宛委别藏》中辑入了《群书治要》。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以天明本《群书治要》为底本影印出版，《丛书集成》又依《连筠簃丛书》本重新排印刊行。然由于印数稀少，此书一直流通不广。

1996年，我国原驻日本大使符浩先生通过日本皇室得到一套日本天明本《群书治要》，回国后交给老一辈革命家习仲勋先生，习仲勋先生为此书题词“古镜今鉴”，并委托相关人员对此书点校、翻译，整理成《群书治要考译》一书，2011年由团结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让《群书治要》这部失传千年的古籍引起了各界人士的热烈关注，短短几年间，与之相关的出版物已达百余种，对该书的研究和学习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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